从倡议薅光加拿大一枝黄花到抽干湖水捕捉鳄雀鳝，我们面对入侵物种有时候显得有些小题大做，而另一些时候又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比如雨后横扫南宁及其周边的非洲大蜗牛。

其实我们对入侵物种谈虎色变是有理由的——其中一些佼佼者早已在当地和互联网上成名，不断通过媒体放大着自己的声望：逃进佛罗里达大沼泽地的缅甸蟒，横扫欧美的上海大闸蟹，霸占加勒比水域的狮子鱼，澳洲、新西兰的猫、兔子、狐狸等等一系列……
所有这些“网红”入侵物种，无一例外，都是人类自己的原因造成的。
生物的“入侵性”是生态系统的一种自然现象，人类活动大大增加了其速度、规模和地理范围。也难怪2015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入侵物种的章节里，把智人，特别是现代人类也归类为了入侵物种。（当然，学术界也有人在狠斗这种观点）
入侵物种
关于入侵物种这个领域，争吵是在所难免的。
直到 1990 年代，对入侵物种的研究仍然很少，大部分研究都受到一本1958年出版的名为《动植物入侵生态学》的书籍影响。
从一开始，人们定义入侵物种（适用于植物、动物、真菌和微生物），就基本上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侵入性”定义并不明确，通常非常主观。
并且，缺乏标准术语是一个重大问题。
原因在于，首先，这个领域充满了跨学科的性质——对入侵物种的研究借用了许多学科的术语，如农业、动物学和病理学；其次，对入侵物种的研究通常彼此是孤立进行的。
基于这些理由，今天，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于入侵物种的定义依然非常局限：指其引入会造成，或可能造成经济或环境损害或对人类健康造成损害的外来物种。也有一些国家更客观，将入侵物种定义为“在其自然分布区域之外，威胁到生物多样性的物种”。
无论哪种定义，都明确指出了入侵物种已成为严重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威胁。
以一篇名为《入侵物种管理监测工作的经济效益》的论文为代表，人们通常认为降低入侵物种损害和管理成本的关键是早期发现和快速反应，快速控制比泛滥了再控制便宜——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抽干湖水抓两条鱼的事件。
然而，这只有在确保入侵物种不会被频繁重新引入时才成立。
非本地物种带来的好处
近年来，在《生态与进化趋势》上能看到更多的评论声音指出——大多数关于非本地物种的研究都集中在它们的负面后果上。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应当将入侵物种和非本地物种区别开来，以打消偏见，提高公众对动植物的理解。
一些科学文献的作者也正在试图将焦点转移到考虑非本地物种的好处——非本地物种的积极影响既不意外也不罕见，而是普遍、重要且通常具有巨大影响。
应当先明确的是，这些讨论都先将人类直接引进、管理的经济物种排除在外，聚焦于“野生”或“归化”物种上，并指出，无论站在自然还是人类利益的角度，一些非本土物种都能带来相当的益处。
首先，非本土物种可以为本土生物提供合适的栖息地或食物来源。比如空心莲子草在我国曾经一度泛滥，现在它们不仅是鱼类、家畜的饲料，还入了药。
其次，非本土物种可以充当恢复的催化剂——它们的存在增加了生态系统中的异质性和生物多样性。比如，番石榴很容易在退化的土地上生长，每棵树都可能是一片再生雨林的核心；而让我们闻之色变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可以成为防固风沙，减缓水土流失的利器。
为了避免即使在科学论文中也经常伴随对入侵物种的讨论而出现的模棱两可、主观和贬义的词汇，一些学者提议建立一个新的标准话框架模型——摒弃分类学、人类健康和经济因素，只关注生态因素。
这样做的好处是，能更加平衡考虑非本地物种的成本和收益。毕竟，大多数时候，非本土物种要么迅速灭绝，要么安定下来，成为模范生态公民，为作物授粉、传播种子、控制捕食者，并为本土物种提供食物和栖息地。
而在生态位竞争中，那些滋毛炸刺儿能成气候的，早了解其价值，也能少走点弯路。毕竟，通常过个60到80年，什么本土、外来，早就混在一起不分彼此了。